历史上，因为交通不便、地域封闭，养出了一些人夜郎自大的毛病，凡事喜欢往大处说。几十米高的山丘，也叫“天下第一山”；一米宽的小溪，也称“天下第一水”；至于“天下第一人”、“天下第一村”、“天下第一酒”更是比比皆是。原以为，这些“第一”的命名者不过是村野莽夫，因孤陋寡闻，才坐井观天、自吹自擂的。没想到，有些企业文化的咨询师、培训师，也天真幼稚地玩起这个把戏来。自吹是企业文化的“大师”、“理论第一人”、“定位第一人”、“理念第一人”、“行为规范第一人”、“落地第一人”等等。真是应了古人的“唱戏的是疯子”的说法！
虽然，企业文化的概念早已有之，但其概念如流动的沙丘，今日在东，明日在西，没有完全固定。上世纪后半期，企业文化现象引发了人们的兴趣，历经学者研究探讨，其内涵外延逐渐稳定，形成相对稳定的理论体系。即使今天，谁也不敢说已经十分成熟了。
当然，对企业文化研究过程，并不排除产生大师的可能性。几位卓有成就的研究者，例如：约翰 科特、艾伦 肯尼迪等，也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，其大师地位也是研究过程中奠定的。但是，这些企业文化大师的产生，需要一定的条件为基础，特别是需要自由宽松的外部学术条件做基础。
当今中国，不可能出现企业文化大师，因为出现大师的客观环境还没有出现。2009年7月11日任继愈、季羡林两位巨擘同日离去，随后不久，一本《大师离去，再无大师》的书面世，我认为，真正谈到了问题的实质——我们生活在一个浮躁的年代，一个不能产生大师的年代。
真的！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大师的年代，历史上有，国外有，但是我们没有，有的只是自吹自擂的大师。
企业文化大师的诞生，同其他大师一样，需要宽松的学术环境。学术自由，首先是思想自由，前提条件就是不需要外在干预。企业文化的发展，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，应时而生，因时而长，外在的干预，不管是支持还是限制，都会破坏内在发展规律，影响发展质量。外在的限制固然束缚了手脚，使学术难以正常成长，自然出现不了文化大师；外在的支持同样会异化了目的，让学术急功近利、拔苗助长，使文化成果产生怪胎，大师也不可能诞生在这样的环境中。
文化治国的口号，反映了国家对文化的重视，从一定程度上对振兴文化是有益的。但其作用无异于对庄稼喷洒“催生素”。产生了一堆形式华丽、内容肤浅的“文化成果”，包括企业文化的成果，这是喷施“催生素”的结果。这些东西能向政府要钱，能向上级邀功。真正的文化研究和传播的效果，又有几人能够问津？